據說蒲島太郎坐著海龜從龍宮回到家鄉時,漁村景物依舊,但人事全非,原來匆匆已過了百年。而我回到闊別十多年的台北市,卻連景物都不同了。

我離開時捷運還在畫草圖,動工時的烏煙瘴氣我只有隔著太平洋耳聞,幸運地不用親身經歷。幾年後我回來玩,鐵軌與車站已經像隻超大蟒蛇的佔滿台北都市叢林。 那一兩次回來時還會聽到朋友們抱怨捷運工程進行的多荒唐和曾經帶給大家多少不便,但漸漸地似乎便利取代了抱怨。捷運站成了我跟朋友碰面時最方便的地標。對 我這麼一個放到世界哪裡都是路痴的人來說,大約只有約在捷運某某站的某號出口——或者更妥當些,約在每站唯一的夜間婦女保護區——才不會走丟。

不只捷運,連公車也不同了。我坐在公車上,手裡捏著十五塊錢的銅板,努力回想十五年前的車票該是多少錢。想不出來,只記得當時還分冷氣公車與一般公車。坐 公車時我大都忙著張望街景:公車專用道,講手機的行人,從涮涮鍋到情趣商品的各色招牌,這些都新奇到讓我不太有時間去注意新招牌後面的舊建築物是否識曾相 似。這些年來我偶爾想,記性不好也許不是壞處,不記得家鄉的長相,也許就比較不會有鄉愁。

但就算台北對我新奇的像個「異鄉」吧,我畢竟該算是個本地人,雖然「該算」或「被算」沒有清楚的分界。垃圾車的音樂還是熟悉的,但垃圾專用袋我就不熟了。 這政策我很支持的,環保嘛,這住在哪都該支持的。不過我頭一次去便利商店買垃圾袋時就遇到了麻煩。我跟店員說要買垃圾回收袋,店員馬上伸手開背後的儲存 櫃,一邊準備拿一邊和善的問:「你要哪種?」這是我的第一次,我哪知道還分種呢。我老實的回答:「不知道,還分種啊……」店員慢慢關上櫃子的門,臉上的表 情從和善變成遇上白癡顧客的不可置信。一瞬間我腦袋裡閃過:「如果此時是個金髮碧眼的人,會不會比較不像白癡呢?」沒得及分析,多年在語言不通的番邦鍛鍊 出來的生存本能告訴我,丟臉事小,買到垃圾袋才是第一要務。所以我馬上拿出比手劃腳的本領,告訴店員我家的垃圾桶這般大小,請他隨便賣我幾個垃圾袋吧。

「垃圾袋事件」之前,我就已經發現了自己身份的尷尬,因為我沒有身份證。租房子、銀行開戶、圖書館借書證、手機門號,辦任何事都需要身份證,每個國民理所 當然該有身份證嘛。我當然也有,只是誰叫我把它鎖在地球上某個窮鄉僻壤的倉庫裡的某個紙箱裡了,於是我差不多就成了法外之民。可能是所謂「全球化」的影響 吧,從銀行到圖書館的許許多多機構都已經妥善的準備好面對世界各地來的客戶,它們的規定大約都是這樣的:「如果是本國國民,請憑身份證辦理;如果是外國 人,請憑護照辦理。」但我只有中華民國護照,只好兩邊都不算。

後來我想了想,就算找人幫我去倉庫裡把那張舊身份證挖出來,上面的老照片也老早不像我了。所以就當作遺失了,我重新申請了一張身份證。我不確定會從此回到 故鄉,或者是不是半年一年以後又會轉到另一個異鄉,但我曉得此刻需要我是個台北人的安定。既然土生土長的台北不復記憶,那就一切從新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