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衝擊—石牆暴動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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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Bang
作者: Lillian Faderman

對大多數我們這些在石牆暴動之前就已經是同志的人來說,1969 這一年如往常般的來去,我們當時並不瞭解那些初夏時發生的事件即將永遠地改變我們的生命,不曉得在格林威治村的那個小同志酒吧發生的反抗是一個為我們去除歧視、去除醫療論述刻板印象、去除下流形象的社會運動的起點。對我們許多人來說,主要的新聞來源都是如紐約時報之類等「有信譽」的報章雜誌,難怪我們會忽 略了這則刊登在時報第三十三頁、標題為「四名警察在臨檢中受傷」的小新聞的重要性。

們中的很多人大概很難相信那召集了數百位同志參與暴動的怒氣和同仇敵愾可以持續下去,並轉變為一個全國性且強有力的運動。我們的疑心深植於被傷害和被威脅恐嚇的歷史紀錄裡。像我這種在五零年代就現身的同志,通常都覺得最好的生存機會是躲躲藏藏、偷偷摸摸。

40年代的T吧

敞開大門(Open Door)是一家1956年左右在洛杉磯地區的T吧,也是我最喜歡去的一家。不過對我們這些「同性戀女人(gay girls)」 的常客來說,那裡是沒啥「敞開」的。頭一個帶我去那裡的朋友建議,和酒吧裡的人講話最好不要報出真實姓名。除非你已經非常認識一個人,要不你會小心翼翼地閃過住哪裡、在哪工作等這類話題。有人跟我說,在她去T吧的頭一天,有個陌生人在廁所告訴她處處小心警察的陷阱。在哪種恐懼的氣氛下,我們怎麼可能會信賴 別人到可以一起計畫一個社會運動?

我們的恐懼可不是誇大幻想。當時還是麥卡錫時期。如果雇主發現你是同性戀,你可能會失去工作。警察有權,而且經常到同志酒吧去,用卡車把所有的人都載到監獄去。被抓去的人可能會被登記收押、關上一晚,然後第二天他們被逮捕的消息會被登載在報紙上,以使左鄰右舍跟親朋好友們都知道。

牆上塗鴉

即使是走進或走出同志酒吧都使我們暴露在危險中,而這感覺不只是來自不太喜歡我們的年輕男同志,更來自警察。有天晚上,我踩著高跟鞋、穿得美美的,正要和我的T伴從「敞開大門」到對街的「如果俱樂部」去,警察把我們攔下來—理由是橫越馬路—然後叫我們上他的車。他把我們載到一個黑暗的街道,津津有味地盤問我們的關係,包括我們親密時的體位。然後他叫她下車,教誨我說我正走向多麼危險的道路,最後他說這次可以放過我們,但以後最好再也不要讓他在這個地區看到我。事後我們走回去如果俱樂部。我們告訴那裡的人剛發生的故事,他們都說我們這麼簡單就脫身真是太幸運了。其中一個人在相似的情況下被帶走的人就被警察強姦了。如果我們去抗議警察的作為、去申訴,天曉得又會有那些事降臨到我們身上?

在五零年代中葉以前,加州就已經有幾個同志組織:the Mattachine Society, 比莉緹絲的女兒(Daughters of Bilitis),ONE。但既使當1955年比莉緹絲的女兒在舊金山成立時,她的創辦人也不曉得Mattachine 的存在。五零年代的異性戀媒體不會報導同志組織的新聞,而那些組織也沒有什麼有效的方法把消息散佈給可能的成員。

如果五零年代的男女同志如此地被恐同症打壓,如此地不自覺到他們有人權、該被尊重,如此的缺乏政治性,那是什麼在六零年代引爆了石牆?而石牆反抗暴動大概在美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其他時期都不可能發生。

六零年代這個尋求解放和得到解放的十年,首先目睹了戰鬥性強烈的黑人民權運動。這個運動的模式傳播到了拉丁裔、原住民、和亞裔民權運動。婦女運動伴隨著 Betty Friedan 1963年的《女性迷思》中所提到的意識覺醒而重生了,並接著成立了全國婦女會(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這一整個十年,弱勢族群和受壓迫的美國人都在要求改變。這些漸漸地給同志們製造了一個模型,讓同志知道他們是一個弱勢族群,瞭解他們是如何地被過度壓迫,並開始以像其他族群鬥士般的語調要求改變。如果不是其他因素重大地改變了當時的社會風氣,真不曉得同志們能否如此清楚地定義自己為被不公平對待的弱勢族群和有能力溝通他們的訊息。例如說,六零年代 的人看到了避孕藥的廣為流傳,這件事在異性戀者的「性革命」中為先鋒,打碎了宣稱異性戀性交是為了生殖所以異性戀比同性戀高尚的假像。六零年代的嬉皮現象也改變了美式生活型態,因為它挑戰了那種沒有思想的逸樂。一般來說大家很少區別受歡迎的「中性」生活型態和同志生活型態。因此把同志當作異端來看待的現象 有較少一點。

反戰運動則以一種巧妙的方式影響了同志運動。以新左派領導的反美國參與越戰的抗議示威,搖動了當局者不可質疑的權威形象。如果主政的當局被懷疑把我們置之 於一個不公、荒謬、浪費的戰爭之中,那為什麼美國人還該相信這個在五零年代神聖不可侵犯的當局在其他一般時候是可信賴的?例如說定義「精神健康」的醫學當局現在就被質問:難道就只因為心理醫生說同性戀是一種病,就真的表示同性戀者有病?五零還有六零年代成立的同志組織開始注意到國家正在改變的方向,組織的數量增加了,雖然速度緩慢。到1969 年之前,全美國已經有數十個同志組織曉得以表現同志是弱勢族群的方式,和其他的族群一樣地爭取民權。他們身穿保守正式的服裝,在白宮和五角大廈前抗議,要求結束對同志的歧視。但是同志人數眾多的形象則還沒有被領略到。

在石牆酒館外的群眾

時代需要一些戲劇性的事件。當年稍早,紐約的同志行動組織(Homophile Action League)宣告:「我們身處於革命的時代,而在這個國家裡一種對革命的嘲弄便是『衝突』。」這個組織抱怨舊有同志組織細緻的、較不危險的作法不會真的有所進展。到六月以前,幾乎就像他們認定十年來的社會變動會在接下來的六個月內結束,並且同志的進展將只有這麼一點點而已,同志運動者停了下來,等著砲聲響起以便開始我們的革命。

某位同志才子認為,石牆暴動是「一個掉落到地上的髮夾、但恰巧聲音被全世界聽到了」。如《鼓吹者(The Advocate)》(她在當年對這類的事情比紐約時報等敏感多了)上顯示的,石牆暴動發生的相當突然。事件當晚是茱蒂‧ 葛蘭的葬禮,正當大家情緒高昂之際,一些聚集在石牆的伴裝皇后和悍T,終於再也忍受不了警察持續了好幾個禮拜對格林威治村的臨檢。但如果是任何的另一個時候,這場石牆的不安分頂多也就只是這樣,她將如同紐約時報相信般地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但這歷史的一刻正恰好:正是引發大衝擊的時機。石牆提供了同志們所不能想像的偶像式戲劇事件。接下來的幾個月,同志組織跟小眾媒體把暴動的故事散佈到曉得這件事重要性的人們身上。

但暴動也許對那些年輕、沒有參加同志組織的男女同志們還更有影響,他們不像老一輩經歷過被鎮壓的五零年代、也沒有經驗過膽怯和自我懷疑。成長在充滿戰鬥性運動的這十年,他們帶著過往所沒有的生命力和堅定去爭取我們的權力。把石牆當作一個象徵,年輕的同志們發展出他們自己的革命詞彙和工具去宣傳它。

當時所稱的「同志革命」迅速地為後來的拉子女性主義革命鋪下了道路。拉子女性主義革命有時與同志運動並肩作戰,有時則站在相反的立場。不像五零年代的「同性戀女人」,拉子女性主義者抱怨說「同志(gay)」其實只指男同志。拉子女性主義者這麼說:「我很生氣,我可不是個高興的同志(原文: I’m angry, not gay。譯註:gay 在英文本來是快樂的意思)。」她們的首要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女人的文化」,而這句話的意思是建立一個拉子女性主義者的文化。男同志對他們來說跟異性戀男人 一樣可疑。

《鼓吹者》本身就算是一個不經意造成的例子,可拿來說明為何那麼多的女人對新出現的同志運動如此不滿。就算被選為「美國同志社區最大的報紙」,它的報導還是很少提及拉子。雖然1969年目擊了同志運動和拉子女性主義運動的誕生,還要再過二十年我們才看到「拉子和(男)同志運動」的誕生。

 

來源:Long Road to Freedom, The Advocate History of The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1994, pp17-19.

本文原載於汪汪電子報第四期《同志大遊行》專輯。